2026年6月5日，北京荣宝2026春季拍卖“文心往来——阿英先生旧藏文献典籍”专题展览期间，“文心所寄，故纸千秋：阿英先生旧藏文献典籍”学术研讨会在荣宝斋美术馆举行。
研讨会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翁连溪，曹雪芹纪念馆研究员、北京曹学会副会长樊志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王秀涛，资深出版人、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等多位专家，从古籍版本、红学文献、现当代文学史料、出版与文坛交往等角度，对阿英旧藏及相关文献的价值作出系统阐释。
这场讨论所指向的，远不止一批藏品的市场价值。它真正呈现的，是阿英作为作家、学者、收藏家、史料整理者的多重身份；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如何在时代风雨中保存文献、延续文脉、建构文学史的一段缩影。
为什么是阿英？
谈阿英旧藏，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阿英的收藏为什么重要？
在近现代藏书史上，阿英常与郑振铎并称。二人皆非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们的收藏不是书斋清玩，而带有鲜明的时代使命。
翁连溪指出，民国以来，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曾在战乱与流散中抢救文献。尤其在抗战时期，大量古籍、版画、旧刊、小说、戏曲文献流入市场，海外买家与日本文化商人竞相搜求。此时的收藏，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流失赛跑的文化保卫。
李昕也特别谈到，郑振铎与阿英在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不只是“买书”，而是在时代动荡中为中国保存文化根脉。他们从市场上抢救回来的许多文献，如果当时无人重视，很可能早已散佚。
与郑振铎更偏重古籍善本、古版画的广博收藏不同，阿英的收藏更具鲜明的专业方向：晚清文学、俗文学、小说、戏曲、版画、年画、民俗文献、新文学资料、文人书信等，构成了一个围绕“人民生活”“文学现场”“社会史料”展开的文献系统。
这正是阿英收藏的独特之处。
他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为了研究而收藏，为了存史而收藏。
从民俗、版画到小说：阿英藏书中的“人民史观”
阿英早年参与左翼文学运动，他的学术视野与收藏趣味，也深受这一精神背景影响。
樊志斌在研讨中指出，阿英对小说、戏曲、年画、民俗文献的重视，并非偶然。这背后有一种鲜明的“人民史观”：他关心的不只是帝王将相、文人雅集，也关心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娱乐、如何阅读、如何理解文学。
这使他特别关注当时不被主流收藏界充分重视的材料。
今天看来，小说、戏曲、年画、唱本、报刊、民间版画等都是研究社会文化史、文学传播史的重要资料。但在当年，它们往往被视为“俗物”，不如宋元旧椠、明清精刻那样容易进入传统藏书家的视野。
阿英恰恰在这些“边缘材料”中，看见了一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肌理。
翁连溪谈到，阿英旧藏中有不少与版画、民俗、竹枝词、战争图像、年画相关的珍贵文献。其中某些材料不仅稀见，而且可能为版画史、绘画史、出版史、文学史提供新的线索。
这也说明，阿英旧藏的价值，不只在于单件文献的珍罕，更在于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资料网络。
红学文献：从《红楼梦》程乙本到曹雪芹纪念展
本次阿英旧藏中，最受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红学文献。其中半部程乙本《红楼梦》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
翁连溪在研讨中表示，在此次展览中，他认为价值最高者之一便是这半部程乙本《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是《红楼梦》传播史上极为关键的版本系统。此前《红楼梦》长期以抄本流传，抄一部便可能产生一部差异。程甲本的刊印，标志着《红楼梦》第一次以印刷出版的形式大规模传播；而程乙本则是在程甲本基础上重新整理、修订后再次排印。
由于活字印刷排版成本高、印量有限，程甲、程乙本存世均极罕。此次出现的程乙本虽为半部，却品相佳、字口清晰、开本阔大，且曾参与相关展览，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与流传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本并非孤立存在。围绕它展开的，是阿英长期以来对红学资料的关注与整理。
樊志斌指出，阿英在红学方面的意义，不仅在于收藏了哪些珍贵版本，更在于他开辟了若干研究路径。例如《红楼梦戏曲集》《红楼梦版画》等工作，都为后来的红楼梦戏曲、版画、绘画、民俗传播研究提供了基础。
阿英关注的，不只是《红楼梦》的文本本身，也包括它如何被演出、被图像化、被民间接受，如何进入大众文化与生活世界。
研讨中还特别提到1963年故宫文华殿“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阿英曾作为该展览的重要负责人，组织协调文献、文物与学术资源。次年相关展览又赴日本展出，成为红学对外传播的重要事件。
这段经历表明，阿英不只是红学资料的收藏者，也是红学公共传播的重要推动者。如果说程乙本《红楼梦》代表的是版本史的高度，那么阿英参与组织曹雪芹纪念展，则呈现了红学从书斋研究走向公共文化现场的历史过程。
阿英的史料意识：为新文学保存“另一部历史”
阿英旧藏中，另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部分，是现当代文学文献。
王秀涛在研讨中指出，阿英与吴泰昌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具有强烈存史意识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他们保存下来的日记、书信、手稿、签名本、题跋本，对于今天研究现当代文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阿英尤其重视日记与书信的史料功能。他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作家，不能只读其公开发表的作品，还要读他的日记、书信，从中进入其生活现场、交友网络与思想脉络。
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但在当时却具有开创意义。
王秀涛特别强调，阿英不仅收藏史料，更以史料建构文学史。他编纂《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等工作，都是以材料整理的方式，为新文学史建立基础。
与宏大叙述不同，阿英常常通过被忽略的文献、细节和边缘材料，构建一部充满现场感的文学史。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文学史不只是名著与名家的排列，也包括报刊、书信、版本、出版记录、社团资料、友朋往来、读者接受等无数细部。正是这些细部，让文学史真正有血有肉。
此次旧藏中出现的诸多未刊书信、手稿、签名本，乃至林纾未刊稿本等材料，都有可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第一手证据。
吴泰昌：文坛交往中的“存史者”
本次专题不仅关乎阿英，也涉及吴泰昌旧藏。
吴泰昌曾是阿英的女婿，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散文家和文坛亲历者。他长期任职《文艺报》，与巴金、冰心、叶圣陶、钱钟书、朱光潜、曹禺等众多文学大家保持密切交往。
李昕在研讨中以亲历者身份，回忆了与吴泰昌四十余年的交往。他说，吴泰昌真正珍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从远处研究这些文学大家，而是在长期工作和交往中，记录下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性情与精神状态。
他有“三个法宝”：日记本、笔记本、照相机。
日记本记录交往细节，笔记本记录作家随口说出的珍贵话语，照相机保存现场影像。正因如此，吴泰昌后来写作“亲历大家”系列，如《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钱锺书》《我知道的冰心》《我了解的叶圣陶》《我知道的朱光潜》等，才具备不同于一般研究著作的史料价值。
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回忆，而是带有第一手文献属性的文学史记录。
此次整理中，还发现吴泰昌保存的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录音磁带。主持人谈到，当再次听到几十年前巴金、沈从文的声音时，仿佛穿越时空，文学大家就坐在身边。
声音、照片、书信、签名本、题跋本——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文学史的另一种现场。
它们让“文学大家”不再只是教科书中的名字，而重新成为有声音、有性情、有温度的人。
一批旧藏的再出现，意味着什么？
从研讨会的讨论可以看出，阿英旧藏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是版本与文献价值。
程乙本《红楼梦》、稀见小说戏曲文献、版画年画资料、未刊手稿、名家书信、签名本等，都具有明确的版本学、文献学意义。
第二，是学术研究价值。
这些材料可以补充红学史、晚清文学史、俗文学史、版画史、新文学史、出版史、文坛交往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空白。
第三，是文化传播价值。
阿英旧藏并不只是给少数专家研究的材料。它们背后有非常动人的故事：战乱中抢救文献，清贫中买书藏书，文人之间通信往还，老一辈学者为后人保存资料。这些故事本身就具备打动公众的力量。
第四，是精神价值。
阿英与吴泰昌共同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文化品格：他们都相信，个人的收藏最终不应止于个人，而应成为后来者理解历史、进入文学、认识时代的入口。
这批旧藏的重新出现，不是一次简单的聚散。它让我们看到，文献有自己的生命。它们可能一度沉寂，也可能分散流转，但只要重新被看见、被整理、被研究，就会再次进入公共文化记忆。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炒股配资入门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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